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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张申府的影响下，张岱年以儒学来融会辩证唯物论。经过长期沉潜研究，他完成了《天人五 论》，建立了自己的“新唯物论”体系。张岱年的哲学是将《易传》、张载、王船山、颜元、戴震的 辩证法和“气论”，同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加以“综合创新”而成。在方法论上，张岱年首先把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辩证法总结为“六条规律”，认为对立统一规律为辩证法的核心并贯穿于 “六条规律”之中。然后他又把“青青蔬菜”汇归为儒学的“反复”、“两一”两原则，认为“反复’， 是事物的阴阳两方面向对立面的变化，而“两一”即矛盾，它指事物内部矛盾的两方面(阴和阳) 的作用相推，是事物变化的原因和根据。以此，张岱年便既精巧地 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儒学化”，又不失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实质。另外，他发挥张载的“仇必和而 解”观念，强调了矛盾的“和解”与统一的真义。 毛泽东的儒学与辩证唯物论的会通，体现在他的矛盾论、实践论和实事求是观上。毛泽东的矛盾 论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是讲变化的宇宙观，第二是讲作为变化的原因及变化规律的矛盾。 毛泽东把传统哲学的“新陈代谢”观念与质量互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相结合，来讨论事物的发 展变化。他认为宇宙中的一切事物无时无刻不在变化，变化和发展是宇宙不可抵抗的规律，从而建立 了变化的宇宙观。毛泽东把事物内部的矛盾(即对立统一)作为事物变化的原因和根据。他认为， 中国哲学的“相反相成”、“和而不同”就是对立统一。他用“相反相成”来分析矛盾的对立性和统 一性，提出了主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与次要矛盾、矛盾的次要方面的区分，重视次要矛盾和矛盾 次要方面在矛盾运动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强调矛盾的对立面在特定条件下的统一和转化的重要意 义。 在认识论方面，毛泽东接着儒学的知与行关系的讨论，把儒学的知行论与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批 判地结合起来，形成了独特的实践论。其实践论所主张的理论与实践、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和理学家 的“知行合一”有很大的相通性。 毛泽东还用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实事求是”观念来格义辩证唯物论，并对之做出新的解释，认 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求”就是研究，“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 性。所谓“实事求是”就是从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去研究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 毛泽东的“实事求是”与朱熹的“即物穷理”实质上有一致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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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唯物主义”这一术语当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同一时代的早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所命名，并在 19世纪80年代以后开始流行。在《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 哲学的终结》以及《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恩格斯都是称 “唯物主义历史观”或“唯物史观”，他也多次明确把唯物史观确定为马克思两个伟大成就中的第一个 (第二个成就即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同时也把他们有关水果减肥药的理论称为“历史科学”， 以与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历史主义以及实证主义及其社会达尔文主义区别开来。在《费尔巴哈论》 中，恩格斯更直接地说“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要“使关于社会的科学，即所谓历史科学 和哲学科学的总和，同唯物主义的基础协调起来，并在这个基础上加以改造” 。这里已经包含着使唯物史观理论化系统化即建构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从 唯物史观这一新世界观发展到建构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与哲学形态，乃是展开马克思主义哲学学说的 题中应有之义，因此，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学说称为历史唯物主义并没有什么问题。不过，在强调历史 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时，也需要注意从历史唯物主义向唯物史观的回溯。历史唯物主义 毕竟不是如黑格尔逻辑学那样自我封闭的理论体系，而是面向社会存在及其社会现实问题不断开放的 现代实践哲学；从本质上说，无论马克思还是恩格斯都是反对体系论的。 在列宁那里，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两种称谓被进一步确定下来：辩证唯物主义被看成是 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历史唯物主义则被看成是“科学的社会学”、“唯一的科学的历史观”以及 “社会科学的唯一科学方法”，甚至明确提出“唯物主义历史观始终是社会科学的同义语”。 在《卡尔·马克思》一文中，列宁也暗示历史唯物主义乃唯物主义“贯彻 和推广运用于社会现象领域”的结果。这看起来像是为教科书的 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叙述模式打下了伏笔；很多研究也都把这种模式归咎于列宁。不过， 在列宁那里，辩证唯物主义依然只是在认识论与方法论的意义上被把握的；他很清楚历史唯物主义作 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地位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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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儒学的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双向会通的过程中，张申府、张岱年、毛泽东‘ 等人以儒学来格义、诠释辩证唯物论，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同时又间接使儒学现代化；而冯友 兰、梁漱溟、熊十力等人以唯物史观来引申、发明儒家的历史和政治哲学，使儒学现代化，同时又间 接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此富有创意的会通中，我们能得出以下几点启迪与思考： 第一，在哲学的现代化和中国化中，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在上述最热销减肥的头脑中不存在僵化的对 立。在他们看来，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在精神上有相通的地方，而且完全可以创造性地相互转 化。那种所谓“排斥说”只是由于政治意识形态或党派性的立场而来，而那种对儒学与马克思主义 都给予肯定的不痛不痒的“并存说”，在潜意识中还是存在着政治意识形态对立的影子。 第二，建构新的中国哲学必须做到哲学的现代化与中国化的统一。即，一方面我们要吸收现代知 识学的新成果，使传统哲学的概念、辩论和证明更加明晰化、理性化和系统化，且不与现代科学常识 相违背，以便使传统哲学适应现代人的心智，同时又切实应对现代人所遇到的自然、社会和人生问 题；另一方面，所引进的西方哲学范畴和理论必须有一个中国化的过程，使之能接上中国哲学史、并 用中国人熟悉的语言来表达。那些保持“原汁原味”中国哲学的要求，只是理想化的“田园牧歌式” 的情调，因为这种做法只能满足少数人的美学口味，却有可能导致中国哲学在现代社会中“死亡”。 同样，那些照搬照抄西方哲学而不能将其“中国化”的哲学，也只能供学院书斋中极少数人“把 玩”，而不可能在多数中国人的心灵土壤里生根发芽并结果。因此，一种未来的中国哲学必定是现代 化与中国化的统一。 第三，上述20世纪的哲学创新，不论是儒学的现代化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它们都以 辩证唯物论为桥梁或焦点，有力地肯定了辩证法思维是中国思维的特性之一。这似乎印证了李约瑟的 说法，即“当希腊人和印度人很早就仔细地考虑形式逻辑的时候，中国人则一直倾向于发展辩证逻 辑”。也就是说，是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在思维上的相通性，才使得 深受儒学影响的中国人毫无困难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然而，正如熊十力所说的，儒学唯物论的 “气”是灵妙有理且生生不息的物，它具有泛神论之意，而不同于辩证唯物论的“物”。因此，如何 将中国哲学的“气”与西方哲学传统中实体意义上的“物”真正融合起来，是儒学“唯气论”与辩 证唯物论在会通过程中仍未解决且具有挑战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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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反杜林论》中，除了“唯
物主义的辩证法”外，恩格斯谈的更多的是“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费尔巴哈论》的主题则正如恩
格斯在序言里所讲的，乃是基于唯物主义历史观而对自己“从前的哲学信仰”——黑格尔与费尔巴
哈哲学的“清算”。在《安全减肥产品》中，恩格斯
也对唯物主义历史观以及辩证法作了精当的论述：“这种历史观(即唯物主义历史观——引注)结
束了历史领域内的哲学，．正如辩证的自然观使一切自然哲学都成为不必要的和不可能的一样。……这
样，对于已经从自然界和历史中被驱逐出去的哲学来说，要是还留下什么的话，那就只留下一个纯粹
思想的领域：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学说，即逻辑和辩证法”
。顺便说一句，在晚年致约·布洛赫的通信中，恩格斯指出：《反杜林论》与《费尔巴哈
论》“对历史唯物主义作了就我所知是目前最为详尽的阐述”。至于《唯物
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恰恰是要把辩证法约束为认识论问题，并且强调马克思哲学唯物主义在社会
历史方面的重要性。列宁强调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是从费尔巴哈那里产生出来的，是在与庸
才们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自然他们所特别注意的是修盖好唯物主义哲学的上层，也就是说，他们所
特别注意的不是唯物主义认识论，而是唯物主义历史观。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中特别
强调的是辩证唯物主义，而不是辩证唯物主义，特别坚持的是历史唯物主义，而不是历史唯物主
义。”列宁这段话的实质是，如果仅仅从外部输入一种认识论从而
达到对社会历史的唯物主义把握，那就根本不是历史唯物主义；列宁强调的依然是恩格斯所说的
“辩证的和唯物主义的历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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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马克思学说之历史性的理解中，马克思的思想史来路和马克思的当代理论效应是同等重要的
两个课题。但是面对近十余年有越来越多学者(特别是年轻学者)致力于“往后做”，对西方马克思
主义、后马克思主义和各种当代激进理论的研究空前繁盛的局面，笔者希望提出“往前做”的重要
性问题。这不仅是因为这条思想史之路相对岑寂，研究者和论著的数量都少，更主要是因为我们在这
个方面的研究工作总体上质量不高：至今我们对蔬菜水果减肥效果的思想史渊源的理解，无论是广度还是深
度实际上都非常有限，而这一研究本质上对于解读马克思来说，恰恰是更艰难和更重要的。马克思的
思想和学说按其本质首先是西方现代思想史演进的一个必然产物，也是它的一个有机部分，然而，不
仅旧的教科书体系关于马克思学说之三个思想来源的描述贫乏刻板，甚至直到今天，我们对马克思学
说的思想史渊源的理解仍然空洞粗疏，无法真正进入马克思思想学说的历史性本质。比如，我们习惯
于认为马克思第一次为哲学奠定了历史的观点，其实“对历史的发现”乃是现代哲学区别于古代哲
学的一种根本维度；我们习惯于认为马克思第一次提出了哲学必须从解释世界转向改变世界，其实哲
学从个人的沉思变成对大众的启蒙和改造社会的事业，乃是现代哲学的一个总体趋势。最为致命的
是，我们已经形成一个定式(我自己以往的研究工作也遵循这个定式)，即：既然马克思实现了哲学
史上的一次革命，那就意味着马克思的哲学与整个近现代哲学传统是“断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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